九龙印·传家宝| 我与冬笋坝的100天

冬笋坝遗址88号船棺葬。

陈锐正在进行冬笋坝遗址墓葬清理工作。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重庆考古工作者，巴文化始终是我关注的焦点，而冬笋坝遗址就是我心中绕不开的文化坐标。这座静立在九龙坡区铜罐驿镇长江边的巴文化遗址，从1954年村民取土时的青铜惊现，到2020年我们跨越近70年的考古重启，再到如今珍贵文物入驻博物馆成为巴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每一步都凝聚着考古人的坚守，也让沉睡两千余年的巴人文明，在泥土与时光的对话中重焕生机。2020年9月进场，100天的时间，亲历这场从田野考古到博物馆展陈的文化之旅，我有幸成为巴文化的发掘者、守护者与传播者，在触摸千年文物的过程中，读懂了巴人“傍水而居、骁勇尚义”的精神内核，也见证了考古学让历史照进现实的独特力量。

一抔黄土 唤醒巴人千年记忆

冬笋坝的考古故事，始于1954年的一次偶然，这是巴文化研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后世的探索埋下了伏笔。彼时，原巴县冬笋坝砖瓦厂的村民取土制砖，无意间挖出数件纹饰斑驳的青铜器，古朴的形制让在场者大为震撼。消息传到原西南博物院，一场紧急的抢救性发掘随即展开，原西南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迅速进驻，一批造型奇特的楠木棺椁破土而出——它们并非传统中原墓葬方方正正的棺椁，而是由整根楠木凿制而成，呈流畅的独木舟形态，这便是被后世认定为巴人特有的船棺葬。

作为巴文化考古的起点，这次发掘的意义不言而喻。在此之前，巴人、巴国更多存在于《山海经》《华阳国志》的文字记载中，神秘而遥远，冬笋坝的发现，让巴文化从文献走向实证，有了明确的考古标识。20世纪50年代的4次抢救性发掘，共清理81座战国至汉代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陶制生活用具，与船棺葬共同构成了巴文化的核心物证，“冬笋坝”这个原本的小地名，就此与巴文化紧密相连，被载入考古史册。值得一提的是，冬笋坝遗址的命名遵循考古学界惯例，以发现地最小行政区划的小地名定名，当时该区域俗称“八仙东顺坝”，便以此为基础定名，与三星堆、半坡、仰韶等遗址的命名逻辑一脉相承，这也是考古学严谨性的体现。

此后数十年，冬笋坝虽暂归沉寂，却从未离开考古学家的视野。2011年，冬笋坝遗址（巴人船棺遗址）被公布为九龙坡区文物保护单位，是重庆中心城区唯一保存的重要巴文化遗址，藏着巴人社会结构、丧葬习俗、生产生活的诸多谜题。随着巴文化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晚期巴文化的演变、巴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等问题亟待解答，重启冬笋坝遗址的主动性发掘，成为必然。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文博人，守护本土文化遗存是我的使命，当2020年冬笋坝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时，我心中的激动与期待难以言表，深知这场跨越近70年的考古接力，终于交到了我们这代人手中。

江滩寻迹 在泥土中与巴人对话

2020年9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与九龙坡区文物管理所组建的联合考古队正式进驻冬笋坝，冬笋坝考古工作时隔近70年重启。作为亲历者，我深知这次发掘与1954年的抢救性发掘不同，我们带着明确的学术问题而来，目标是厘清遗址的埋藏状况、完善墓葬布局，填补巴文化研究的证据链，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重重难题。

近70年的时光变迁，让这片江滩早已不复当年模样，《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标志性的烟囱湮灭在历史尘雾中，早期记载的缺失，让确定发掘区域成为首要难题。我们团队只能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走访当地知情老人，收集口述信息，梳理残存的档案资料，王万益老人便是其中之一，老人们散落的记忆碎片，成为我们寻找历史痕迹的重要线索。半个多月的走访摸排，焦虑渐渐笼罩团队。

功夫不负有心人，“电线杆旁曾发现船棺”的线索，成为我们锁定核心发掘区域的关键。循着这条线索，我们找到那根废弃的电线杆，挂上“九龙坡区冬笋坝遗址考古工作队”的旗帜，考古工作终于进入新阶段。随后，我们用洛阳铲等工具开展勘探，探测地下遗存，确认存在墓葬后，又耗时近一个月清理地面的垃圾与建筑垃圾，将杂乱的江滩整理出干净的工作面，为后续的科学发掘奠定基础。站在江边，望着眼前的发掘区域，我想起杨慎在铜罐驿留下的“巴农麦陇层云上，楚客枫林返照中”，千年前的巴地风光与当下的考古现场交叠，更让我感受到这份工作的历史厚重。

考古发掘是与时间的赛跑，更是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我们采用考古学标准的“刮面法”，由专业人员用特制工具逐层刮平土层，通过土质土色的细微差异——动过的熟土与原生的生土颜色、质地截然不同，圈定出墓葬的狭长形或长方形边界，再用白石灰精准标记，这一过程容不得半点马虎，一厘米的偏差，都可能错过关键的遗存信息。冬笋坝的部分墓葬宽度不足一米、深度却超一米，狭窄的操作空间里，我们只能跪姿或趴姿作业，手中的小探铲、毛刷成为最亲密的伙伴，一点点剥离泥土，让文物重见天日。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手臂酸到抬不起来是常态，我们定下每20—30分钟轮换一次的规矩，避免疲劳作业造成文物损坏，这是考古发掘的大忌，也是对历史的敬畏。

2020年11月的一天，是我记忆中尤为深刻的日子。我们将目光锁定在一座开口长近6米、宽仅1米的墓葬上，根据前期研究成果，推测这是一座船棺葬。那天，团队成员都穿上了红色的衣服，带着期待与忐忑，小心翼翼地等待谜底揭晓。下挖30厘米后，完整的青膏泥层出现，这让我们信心大增，陶釜、铜鍪等容器最先在墓坑远离长江的一端出现，符合船棺葬容器放置在脚端的规律。随后，墓坑长边开始大面积出现黑色棺木痕迹，我们都屏住呼吸，黑色区域渐渐扩大，最终呈现出独木船的形状，“船棺葬！”有人小声惊呼，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这座编号为M88的船棺葬，接续了20世纪50年代的墓葬编号，由整根楠木制成，4.34米长的棺身虽历经两千余年，仍保持着基本形态，是此次发掘最耀眼的收获。

惊喜之余，我们还定下了一个有趣的规矩：确认一座船棺葬，晚餐就加两个硬菜。到发掘工作结束，这个规矩完整生效了4次，还有一次额外加了一个硬菜，这小小的仪式感，成为高强度考古工作中难得的调剂。在M88船棺葬南侧50厘米处，我们还发现了一座形制、方向几乎一致的墓葬，初期清理时未见任何文物，一度被认为是盗掘所致，直到我们查阅20世纪50年代的考古报告，才发现其位置与记载中“发掘区东南角的M12号墓”完全吻合，无盗掘痕迹的空墓，实则是因早年基建破坏导致遗存缺失。这一发现让我们实现了与1954年发掘的时空衔接，完善了冬笋坝遗址的墓葬布局，而M88出土完整青铜兵器组合、M12原出土文物中无一件兵器的差异，也让我们推测这是一组夫妻合葬墓，男性墓主征战渔猎，女性墓主主理生活，巴人社会的性别分工，在千年墓葬中清晰可见。

此次发掘，我们共清理出37座墓葬，其中船棺葬5座，出土铜器、陶器、琉璃器、铁器等各类文物460余件（套），是1957年以来重庆地区首次集中出土船棺葬，被专家称为“近十年来重庆地区巴文化遗存最为重要的发现”。而这背后，是考古人日复一日的坚守。秋冬季节的重庆阴雨连绵，发掘正值此时，我们每日工作时间为8:00-12:00、14:00-18:00，无固定休息日，遇赶工期还要延长工作时间。雨天虽能短暂休息，却要紧急处理墓坑积水，深夜冒雨舀水成为常态，“却话巴山夜雨时”这句诗，成了我们发掘期间最不喜欢的诗句。为节省经费，我们在当地农户家租房居住，步行十几分钟到发掘现场，每日早餐那三两铜罐驿镇政府旁面馆的面条，是补充体力的标配，工作间隙，看着当地老人坐享坝坝茶、悠闲度日，我们虽心生羡慕，却从未停下手中的工作。

匠心护宝 让千年遗存留存时光

考古发掘，文物保护是重中之重。冬笋坝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机质文物占比不小，尤其是M88船棺，作为巴文化的核心物证，其保护工作更是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这艘楠木船出土时含水量极高，一旦水分快速蒸发，木材极易变形、开裂，我们当即制定专项保护方案，安排专人每日用专业保湿药水喷洒船身，时刻保持木材湿度，这一工作从发掘现场一直延续到文物转运。

针对秋冬季节多雨的特点，我们也制定了周密的现场防护措施，每日工作结束后，用彩条布、透明薄膜将墓坑严密覆盖，防止雨水浸泡，哪怕是深夜突降大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检查防护情况。船棺的提取，我们采用了“套箱提取法”，将船棺与周边土壤一同整体提取，避免木质结构在提取过程中受到任何损坏。提取后的船棺，需要经过两三年的自然干燥，才能逐渐稳定形态，如今我们在重庆巴人博物馆看到的船棺，木材略有翘起，这并非损坏，而是自然干燥后的正常现象，是时光留下的独特印记。

此次发掘中，还有一件文物让我尤为珍视，那便是重庆地区巴人墓葬中首次发现的竹笥。这件距今2200多年的巴文化竹编织制品，直径残长约12厘米、残高3厘米，虽历经千年，竹纹仍清晰可见，纤维僵直、导管清晰，其科学研究价值与文物价值不言而喻。竹笥得以完整保存，实属不易，既得益于冬笋坝遗址黄黏土的高密闭性，延缓了有机质文物的氧化腐朽，也因它出土于青铜釜甑内底部，青铜器与致密土壤形成了双重保护，抑制了微生物滋生。竹笥是巴人日常使用的储物器具，它的发现，让我们对巴人的生活细节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填补了巴文化物质遗存的空白，也让我们更加意识到，文物保护不仅是守护一件器物，更是守护一段鲜活的历史。

展柜传韵 让巴人文明活起来

2020年的最后一天，冬笋坝遗址2020年考古成果专家座谈会在铜罐驿镇召开，与会专家在充分肯定考古工作成绩的同时，提出了加快出土文物修复、策划高水平专题展览的建议。那一刻，我深知，冬笋坝的考古故事，从田野走向博物馆，成为面向大众的文化盛宴，已是必然。考古发掘工作并不是文物保护工作的完结，如果说田野考古是经，考古报告是注或疏，那么博物馆展览则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读本，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让更多人读懂巴文化，感受巴人精神，是我们作为文博人的重要使命。

2021年4月17日，汇集了渝、川、鄂等多家文博单位收藏的巴文化文物精品的“神秘的巴国”展览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幕，巴国的历史文化吸引着山城人民的广泛关注。展览期间，5月9日，冬笋坝遗址考古发掘队的代玉彪队长以《两千年回眸 六十载等待——冬笋坝遗址考古札记》为题向社会公众介绍了冬笋坝考古工作与收获，冬笋坝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5月18日，冬笋坝遗址考古项目获评“重庆市‘十三五’期间重大考古发现”，让冬笋坝考古成果早日与观众见面成了我们最紧迫的工作。6月，“重庆考古百年展”系列活动在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举行，在重庆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冬笋坝屡被提及。

2024年底，巴人博物馆隆重推出《巴人·寻踪——纪念冬笋坝遗址考古发掘70周年特展》，全面回顾冬笋坝遗址历次考古工作。

目前，重庆地区仅冬笋坝遗址集中出土船棺葬，与成都蜀地的船棺葬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蜀地船棺葬最早见于西周，而重庆巴地的船棺葬始自战国晚期，这一区域唯一性，让冬笋坝成为研究巴文化独特性的唯一实物集群。

作为考古人与文博人，冬笋坝的故事于我而言，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邂逅，更是一场守护文脉的责任传承。从田野考古中跪趴作业的艰辛，到文物保护时精益求精的匠心，再到博物馆展陈中让文物“活起来”的探索，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我们对巴文化的热爱与敬畏。如今，冬笋坝遗址依旧静立在铜罐驿镇的江风之中，而从这里走出的船棺、竹笥、青铜兵器，却在重庆巴人博物馆里向世人诉说着巴人的千年故事，巴人“骁勇尚义、坚韧包容”的精神，早已融入长江文明的血脉，成为重庆本土文化的重要根脉。

陈锐：1990年生，重庆巴人博物馆副馆长，文博馆员。四川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2020年加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现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九龙坡区文物管理所组建的考古工作队。

考古时间线

1954年春，原西南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来到铜罐驿，开启冬笋坝的考古工作。至1957年，原西南博物院、四川省文管会先后开展了四次考古发掘，共清理战国至汉代墓葬81座。

2020年9月10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与九龙坡区文物管理所组建的考古工作队进驻冬笋坝，冬笋坝考古工作正式重启。

2020年12月31日，冬笋坝遗址2020年考古成果专家座谈会在铜罐驿镇召开。

2021年5月18日，冬笋坝遗址考古项目获评“重庆市‘十三五’期间重大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