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再访 九龙坡抗战记忆 | 我是一枚斑驳的子弹： 藏在英雄腿里六十六年

我是一枚黄铜质地的钝头弹，弹头带着岁月磨出的光泽，如今安静躺在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内的抗战文物博物馆第二单元的展柜里。跟我放在一起的新四军“N4A”臂章，红色印记在灯光下格外醒目。每天，无数双眼睛望向我，而我总在想，他们能否透过我锈迹斑斑的弹身，看见那个叫张振华的老兵，如何带着我走过六十六年的风雨。

这是从张振华左腿中取出的子弹头。（资料图）

1943年的硝烟：我钻进了他的左腿

1943年的江南水乡，那天清晨，薄雾还没散尽，张振华所在的部队正奉命攻打日伪军。激战中，负隅顽抗的日伪军端起枪还击，我便从那枪膛里呼啸着冲向一片晃动的身影。被我击中的——那是张振华，刚满18岁的新四军战士，时任副班长。

新四军挺进苏南。（资料图）

钻进他左腿肌肉的瞬间，我听见一声闷哼。后来才知道，我卡在了他左腿骨肉与股动脉之间的缝隙里，没伤着骨头，却也没力气穿透出去。他倒下时，远处的机枪还在“嗒嗒”作响，有人喊着“小张！小张”，可他已经疼得说不出话。

医疗队的煤油灯在祠堂里晃得厉害，我能感觉到一把手术刀在试探着靠近。“不能动！”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没有麻药，肌肉一抽搐就可能会划破动脉。”于是，沾着碘酒的棉布裹住了伤口，我便在他温热的血肉里安了家。那晚，他发着高烧，嘴里反复喊着“冲啊”，汗水湿透了他的军装。

隐蔽着的新四军战士正准备向敌人射击。（资料图）

此后的日子，我随着他在战火里辗转。过封锁线时，他左腿发力时会被扯得生疼，我能感觉到他咬着牙把重量移到右腿；夜行军时，露水打湿裤脚，伤口会隐隐作痒，他总会借着月光摸摸左腿，像是在确认我还在那里。有次在山洞里躲避轰炸，他跟战友开玩笑道：“这子弹是老天爷留着给我记功的。”战友们笑他乐观，可我知道，每到阴雨天，刺骨的疼痛会让他整夜难眠。

和平年代：我成了他贴身的秘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苏北的田野里练兵。有人朝天鸣枪，有人抱在一起哭，他却只是默默解开裤腿，借着夕阳看了看鼓起的伤疤。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战争结束了，但我与他的羁绊才刚刚开始。

张振华(前排中坐者)1945年与战友合影。（资料图）

他后来成了干部，从江南到西南，岗位换了一个又一个。档案里写着“作战负伤”，却从没提过我这颗留在体内的子弹。开会久坐时，他会悄悄调整坐姿；冬天穿棉裤，左腿总比右腿多裹一层棉花。家人知道我的存在，却很少提起——那道疤痕，是英雄勋章，也是不能触碰的痛。

那些年，他很少跟人讲抗战的故事。偶尔战友聚会，酒过三巡，有人提起牺牲的弟兄，他会突然沉默，左手不自觉地按住左腿。我知道，他不是忘了，而是那些记忆太沉，像我一样，压在他身体里，从未离开。

2009年：他说要让我见光

2009年春天，84岁的他坐在藤椅上看报纸，一则关于建川博物馆征集抗战文物的新闻让他坐直了身子。馆长樊建川正四处收集与抗日战争相关的物件，这个消息像一粒火种，点燃了他藏在心底多年的念头。

“把子弹取出来，捐给博物馆。”他突然对儿子说，语气坚定得不容置疑。子女们忧心忡忡，商量着等他百年之后，再通过火化取出子弹，可他却悄悄独自前往医院。

白求恩医疗队使用的消毒铜盒。

去医院那天，他穿了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医生拿着X光片皱眉道：“老人家，子弹周围都是神经，手术风险太大。”他拍着桌子：“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怕什么？”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跳得厉害，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激动——六十六年了，他终于要给我一个“名分”。

手术那天，麻醉剂慢慢生效，我感觉到他的左腿渐渐失去知觉。当医生的镊子夹住我的时候，我突然想起1943年那个清晨，也是这样被金属触碰，却是从冰冷的枪膛到温热的血肉。如今，我要从他的身体里离开，去向一个陌生的地方。

被取出的那一刻，护士用托盘接住我。他在病床上眯着眼看我，黄铜弹身已经被血肉侵蚀得斑驳，却依然保持着钝头的模样。“就是它。”他笑了，眼角的皱纹堆成沟壑。

约见樊建川时，刚做完手术的张振华还坐在轮椅上。馆长要他开个条件，他只郑重地提出一个要求：“我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承诺：要拿出来展览。让年轻人，子孙后代，都记住这个痛。”

博物馆里的岁月：我替他讲述

2009年秋天，他坐着轮椅来到成都建川博物馆。那天阳光很好，他亲手把装着我的盒子递给馆长，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这颗子弹，是新四军抗战的见证。”他说，“不能只讲国民党抗战，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也在拼命啊。”

后来，我被移到重庆建川博物馆，住进这个玻璃展柜。我成了馆里独一无二的存在——目前馆藏中唯一一件通过手术取出的文物。每天，讲解员都会说起我的故事：“1943年，新四军战士张振华在与日伪军交战时被这颗子弹击中左腿，当时因条件艰苦未能取出。2009年，84岁的他坚持手术取出子弹，捐赠给博物馆，只为让人们记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贡献。”

常有老人在我面前驻足良久，他们会指着我对孙辈说：“当年，我也见过这样的子弹。”有一次，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兵对着我敬礼，泪水顺着满脸皱纹滑落，我突然明白，张振华让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让我成为展品，而是要让我替所有沉默的英雄开口说话。

我知道，张振华已经与世长辞。去年，有电视台的记者来拍摄，镜头对着我拍了很久。他们想找张振华的家人，却发现那个当年留下的电话号码早已是空号。讲解员说，家人可能搬了家。我并不难过，因为我知道，他的故事已经刻在我身上——就像我曾经藏在他的血肉里，如今，他也藏在我的记忆里。

展柜的灯光每天都会按时亮起，照亮我身上的每一道划痕。这些年，我看着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在我面前低头沉思，看着孩子们趴在玻璃上好奇地打量，看着老兵们敬上标准的军礼。2015年，以他的故事为原型的微电影《不让子弹飞》上线，片尾那句“让子孙后代都记住这个痛”，成了穿越时空的警示。

我是一颗子弹，本应终结生命，却有幸成为生命的见证。我见过硝烟，见过和平，见过英雄的坚韧，也见过历史的厚重。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今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更多人来听我讲那个叫张振华的新四军战士的故事。

夜深了，博物馆里很静。我仿佛又听见他的声音，带着江南口音的沙哑：“子弹会生锈，但记忆不会。”是啊，只要我还在这展柜里，他就永远活着，活在每一个记得他的人心里。

■记者手记

初见那枚子弹时，它安静地卧在展柜里，黄铜表面的斑驳像老人脸上的皱纹。重庆建川博物馆讲解员黄家新说，这是目前馆里唯一通过手术取出的抗战文物，我忽然想起张振华老人手术时那句“怕什么”——六十六年的血肉相依，早已让它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采访中得知老人是坐着轮椅来捐这枚子弹的，想象他坐在轮椅上的模样：阳光穿过银杏叶落在手背上，怀里的木盒沉甸甸的，像揣着大半生的风雨。递出子弹的瞬间，他该是怎样的心情？是与老伙计分别的不舍，还是终于完成使命的释然？或许都有——就像他后来对馆长说的“要让年轻人记住”，那语气里藏着的，是一个老兵对历史最虔诚的敬畏。

离开展柜时，夕阳正透过玻璃照在子弹上，折射出温暖的光。突然懂了，这枚曾撕裂血肉的子弹，早已被英雄的体温焐热。它不再是战争的凶器，而是一座桥梁，让我们得以触摸到那些沉默的英雄——他们把伤痛藏进身体，却把民族的记忆，留给了永恒。

记者 范坤民/文 曹鸣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