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再访 九龙坡抗战记忆 | 一张漂洋过海的汇票：我与祖国患难与共

我是一张泛黄的汇票，静静躺在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内的抗战文物博物馆的展柜里。玻璃外的光线温柔地洒在我身上，那些模糊的字迹和褪色的印章，都在诉说着1939年春天的故事。80多年了，每当有人在我面前驻足，我总会想起那个南洋的清晨——1939年4月14日，当新加坡华侨筹赈会的职员看着我身上落下鲜红印章时，窗外的橡胶园正飘来阵阵花香，而千里之外的祖国，正笼罩在战火硝烟中。

新加坡华侨筹赈会给难童保育会的捐款汇票（正面）。（资料图）

诞生：从狮城到山城的烽火邮路

我的身体上清晰地印着“新加坡华侨筹赈会”的字样，这是陈嘉庚先生亲手创办的组织。那天，一位戴着圆框眼镜的先生将我从公文包里取出，笔尖在我身上划过的力度仿佛还能感知——“致难童保育会，金额国币999元，收款人蒋宋美龄”。后来我才知道，这999元并非筹赈会的集体捐款，而是陈嘉庚先生自掏腰包。他说“长长久久”的寓意，要化作给战火中孩子们的希望。

在新加坡的码头仓库里，我和其他侨汇单据挤在一个藤箱里。搬运工人的粗麻绳勒得藤箱咯咯作响，我能听见他们用闽南语交谈：“这批汇款要尽快送回祖国，听说重庆的难童连粥都喝不上了。”轮船鸣笛的瞬间，我看见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华侨，有人举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木牌，那是陈嘉庚先生最常说的话。

从新加坡出发，护送我的人想尽办法把我藏起来。“这些单据比黄金还珍贵。”他低声说，“这是四百万南洋华侨的血汗钱。”那时我还不知道，1937年至1942年间，像我这样的侨汇单据，累计为祖国送去了相当于国币54亿元的支援，而新马地区的贡献占了其中的大半。

经过四十多天的辗转，我终于抵达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嘉陵江的水汽让我的纸页微微发潮，柜台职员用红笔在我背面批注“已兑付”时，窗外传来防空警报。他迅速将我塞进铁皮柜，抓起安全帽冲向防空洞。后来我才明白，那些在轰炸间隙匆匆盖章的手指，正在搭建一条跨越重洋的生命线。

使命：999元背后的生命重量

到达重庆的几天后，一位穿着深色旗袍的女士来到银行。她梳着整齐的发髻，旗袍的袖口磨破了却浆洗得笔挺——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宋美龄。她在我背面签下名字时，钢笔里的墨水不多了，字迹却依旧有力。“告诉南洋的侨胞们，孩子们都安好。”她对银行工作人员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后来我才知道，作为保育会理事长，她收到过无数像我这样的汇款单，每一张背后都是海外侨胞对祖国未来的牵挂。

在难童保育会的档案库里，我见证了这笔捐款的去向。会计在账簿上用毛笔字记录着：“四月廿日，购糙米30石、棉布20匹、奎宁丸100瓶。”当时的重庆，一斤糙米要5分钱，一件粗布褂子要2角3分，这999元足够50个孩子一个月的口粮。

说起保育会，就不得不提1937年的秋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组织经过极其复杂艰苦的斗争才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12月，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由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组成。长江局设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对外称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邓颖超是主要负责人。儿童工作是妇女工作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38年底，由于日军占领武汉，国民党政府撤退到重庆。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于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邓颖超是南方局委员，并担任妇女组的负责人，同时仍然参与儿童保育会及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见证：全民抗战的壮阔画卷

在银行档案柜里的那些年，我常常和其他单据聊天。有四川农民用稻谷折算的捐款单，上面还有农民的汗水痕迹；有北美华侨一人节约一碗饭运动省下来捐赠的美元汇票。它们告诉我，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祖国。

1941年夏天，我被转移到防空洞。隔壁存放着修建机场的民工名册，管理员说四川出动了三百万民工，在崇山峻岭间修了几十座机场，其中一座能起降B29轰炸机。“有个老婆婆带着孙子来挑土。”他指着名册上的记录，“孙子才十二岁，每天走二十里山路来工地。”那些被汗水浸透的纸页上，仿佛能听见夯土的号子在山谷间回荡。

无数文人用笔作为武器，在沦陷区和大后方之间架起精神桥梁。那些油墨飘香的报刊，与我们这些金融单据一起，构成了全民抗战的立体图景。

保育院的孩子们正在吃饭。（资料图）

最难忘的是1945年8月15日，防空洞突然响起鞭炮声。我们这些旧单据欢呼雀跃：“看啊，这是华侨的血汗钱，没白费！”远处传来民众的呐喊声，我看见保育院的保育员抱着孩子们向天空挥手。那一刻，我身上的折痕仿佛都舒展开来，终于等来了这胜利的时刻。

重逢：从废纸堆到博物馆

不知睡了多久，我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刺眼的灯光让我睁不开眼，耳边是机器的轰鸣——原来我和其他过期档案被送到了造纸厂，即将被打成纸浆。就在金属传送带即将吞噬我的瞬间，一只手将我拾起。

“这上面有‘新加坡华侨筹赈会’的字样。”一个声音说。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叫樊建川。他的指尖拂过汇票左下角的邮票时，我能感觉到他的颤抖。那天，他把我和其他几大篓单据一起买下，用卡车运回了仓库。

在整理室里，樊建川用软毛刷轻轻扫去我身上的灰尘，他说：“它不仅是侨汇的见证，更记录着民族危难时刻的团结。”当他在档案中找到各种捐款记录，确认我源自陈嘉庚的个人出资时，整个人都沸腾了——原来我承载着侨领最朴素的赤子之心。

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一保育院聘书。（资料图）

2005年，我搬进了建川博物馆的新家。展柜里，我的旁边陈列着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一保育院聘书。每天都有参观者在我面前驻足，有人指着“999元”的数字计算购买力，有人对着“蒋宋美龄”的签名沉思，更多人在读完说明牌后默默鞠躬。

未来：永不褪色的精神密码

如今，我依然在展柜里静静躺着。每天清晨，灯光透过展柜玻璃洒在我身上，那些模糊的字迹仿佛重新焕发出光采。常有老师带着学生来参观，孩子们指着“华侨”两个字提问，老师就会讲述陈嘉庚先生的故事——他如何变卖房产支持办学，如何组织三千名南侨机工回国参战，如何在印尼避难时写下《南侨回忆录》。

夜深人静时，展厅里只剩下安防系统的指示灯在闪烁。我常常想起那个南洋的清晨，陈嘉庚先生签下名字时的郑重；想起嘉陵江边，那些孩子接过棉衣时的笑脸；想起防空洞里，胜利消息传来时的欢腾。这些记忆如同我身上的油墨，历经八十多年风雨依然清晰。

或许有一天，我的纸张会彻底风化，但那些关于团结、坚韧、爱国的精神密码，早已融入民族的血脉。当参观者在我面前低下头时，他们致敬的不仅是一张旧汇票，更是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永不屈服的灵魂。而我，将继续在这里，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讲述那段烽火岁月里，跨越重洋的守护与爱恋。

■ 记者手记

在重庆建川博物馆，一张特殊的汇票吸引了我的目光。它承载的不仅是999元的资金，更是南洋华侨与祖国患难与共的深情。

汇票由陈嘉庚先生出资，从新加坡辗转送往重庆难童保育会。战火中其运输过程惊心动魄，彰显着侨汇对祖国抗战的重要性。这笔款项为困境中的难童带去食物与物资，赋予他们生存希望。

它是全民抗战图景的微观缩影：南洋华侨倾囊相助，国内民众在轰炸间隙完成兑付，难童保育会妥善分配善款，各群体以己之力，共筑抗战防线。

樊建川先生拯救它于废纸堆，让其故事能延续讲述。凝视这泛黄的纸张，仿佛能触摸到那段烽火岁月。它让我们明白，民族危难之际的团结与坚韧从未远去，爱国精神将永远在华夏儿女的血脉中传承。

记者 范坤民/文 曹鸣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