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再访 九龙坡抗战记忆 | 一封穿越八十六年的家书：我在博物馆里等一个答案

展柜里的灯光暖黄而恒定，八十六年来，我第一次不必再担心风沙侵蚀字迹，不必害怕战火撕碎纸页。我是龙光贞写于1938年的家书，此刻静静躺在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内的抗战文物博物馆展柜中，玻璃外的脚步声来了又去，人们总在我面前驻足，指尖划过玻璃上那些被风沙磨淡、被岁月晕染的字迹——那是一个四川青年留给家人最后的念想，也是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拥抱。

龙光贞家书。（资料图）

1938年的秋夜：油灯下的牵挂

提笔时，宁夏固原的风沙正拍打着营房的窗棂。粗麻纸在膝头微微发颤，墨汁是用灶膛余温煨着才没冻结的。我记得那天龙光贞呵着白气，在油灯下反复舔舐笔尖——他总说自己手笨，在部队学的那点字，写起来像扛枪一样费劲。

“父亲大人、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离家五载，未寄寸笺，儿罪该万死。”开头这句他写了三遍，第一遍“罪该万死”四个字被墨团糊住，第二遍笔画太急划破了纸，第三遍才勉强工整。我知道他不是怕父母责怪，是怕这封信走不到四川双流的家。那时国共尚未完全合作，每封寄往川地的信都要经过层层检查，信封上不能写部队番号，更不能提“红军”二字。他在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龙氏双亲”，寄信地址只敢写“宁夏固原某处”，连自己的名字都用了参军时改的化名——直到多年后，家人才从这封字迹歪扭的信里，认出那是他们失踪五年的儿子。

信里他问“大哥近日是否仍在乡务农”，却不知道大哥龙光富在一年前，已经在四川乡间被土匪杀害；他叮嘱“妻张氏务要侍奉双亲，勿念我”，更想不到那个当年十里八乡有名的勤快姑娘，在他杳无音信的第五年，已经带着年幼的儿子改嫁他乡。他只敢写“军中一切安好，每日操练耕作，虽风沙大，然衣食尚可”，却绝口不提在西海固种粮的苦：春天播下的种子，往往一夜风沙就刮得只剩石头；冬天没有棉衣，只能几个人挤在草堆里取暖。

他在信里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粮仓，旁边写着“此处粮食渐丰，待明年丰收，或可托人捎些回家”。其实那时385旅正承担着拱卫延安的重任，一边练兵一边垦荒，战士们自己都勒紧裤腰带，哪有粮食可捎？他只是想让父母放心，想让那个可能早已不在的妻子知道，他还活着。

最让人心头发紧的是结尾那句：“待驱逐倭寇，必归乡扫庐，侍奉二老。”墨迹在这里洇开了一小块，想来是他写着写着，眼泪滴在了纸上。油灯昏黄的光里，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一定望着西南方向，把双流老家的竹林、稻田、父母的白发，都想了个遍。

穿越战火的家书：迟到的抵达

我被塞进牛皮信封的那个清晨，龙光贞在营房外的土坡上站了很久。送信的老乡说“这信最少要走三个月”，他反复叮嘱“务必送到双流龙家坝”。那时他不会想到，这封信会成为他留给家人唯一的物件。

那个时候的邮政系统在战火中摇摇晃晃，我先被送到西安，又辗转到宝鸡，在一个邮局的角落里被遗忘了半个月。等重新踏上征途时，信封边角已经磨破，露出里面的粗麻纸。有次过封锁线，搜查的士兵用刺刀挑开了信封一角，幸好他们认不得多少字，只骂了句“穷酸兵的家书”就扔了回来。等终于抵达双流龙家坝时，已是1939年的春天。

1939年2月，第120师驻地大曹村遭遇日军优势兵力进攻，八路军奋起抗击与日军激战。（资料图）

收信的是龙光贞的老母亲。老人眼睛早就花了，让邻居念了三遍才敢相信。“他还活着！”老人抱着我哭了整整一天，把我藏在床板下的木盒里，每天都要摸一摸。可他们回信寄往“宁夏固原某处”，却石沉大海。后来才知道，龙光贞所在的部队已经开赴前线，他或许根本没收到家人的回信。

1949年新中国成立，龙家坝的人都在说“红军打回来了”，老人拄着拐杖去乡政府打听，说要找“在宁夏当兵的龙光贞”。工作人员翻遍档案，只有一个模糊的记录：“龙某，四川双流人，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937年编入385旅，后失踪。”

八路军攻克武乡县城据点。（资料图）

抗美援朝结束后，老人弥留之际，把我交给了长孙龙天玉。“这是你三爷爷唯一的念想。”老人气若游丝，“要是能找到他的骨头，就把这信烧给他。”龙天玉把我缝在棉袄夹层里，从青年到白头，走南闯北打听三爷爷的下落。他去过宁夏固原，在当年385旅垦荒的地方刨过土，只找到几块锈蚀的弹片；他去过档案馆，在泛黄的花名册里逐行查找，却连那个化名都没找到。

2010年12月3日，我被龙天玉捐赠到了博物馆，捐赠人希望我可以被更多的人看见，这样就可以寻找到关于龙光贞的一些痕迹。

博物馆里的守望：未完的故事

在博物馆的这十多年，我见过太多眼神。有白发苍苍的老兵对着我敬礼，他们说“这字里的牵挂，我们都懂”；有年轻的父母给孩子念信里的内容，解释“为什么这个人五年不回家”；有四川口音的游客指着“双流”两个字说“我们是一个地方的”。

1943年八路军配用的臂章。（资料图）

解说员说，馆长为了找龙光贞的下落，去了很多档案馆。经过博物馆14年的信息搜寻，在一位文史专家那里得到讯息——2024年得知，对龙光贞下落唯一了解的人，于1965年就在石河子去世了。那个人是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张德发，龙光贞曾是他红军时期的机枪连连长。

去年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在我面前站了很久，他说自己是龙天玉的孙子，也就是龙光贞的侄曾孙。“我爷爷到死都念叨着三爷爷。”他对着我拍了张照片，“现在科技发达了，我把信上的字迹传到网上，总会有线索的。”他的手机屏幕上，是我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处（楚）处（楚）清（清）楚（楚）”“忠（侍）奉双亲”。这些当年被龙光贞用同音字代替的词，如今成了辨认他的密码。

博物馆的灯光每天都会熄灭15个小时，黑暗里，我总想起1938年那个秋夜。龙光贞写完最后一个字，把我折了又折，塞进贴身的口袋。他的体温透过粗布军装渗进来，带着汗水和黄土的味道。那时他一定相信，总有一天能亲手把我交到家人手里，能亲口告诉他们：这五年他走过长征，翻过雪山，在宁夏的风沙里种过粮，在月光下练过枪，他没丢龙家的人。

八十载的等待：一个民族的记忆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重庆建川博物馆里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在我面前读那封信，有人会笑那些写错的字，很快又红了眼眶。讲解员说：“这封信里的每个错别字，都是一个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牵挂。”

其实我知道，龙光贞或许永远等不到家人的答案，他的家人也永远等不到他的归期。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重庆建川博物馆的展柜里，在千万人注视的目光里，他的故事正在被续写。有人为他写下寻亲启事，有人在党史资料里逐页查找，有人把他的家书翻译成短视频——就像当年他在宁夏的风沙里播下的种子，如今在另一片土地上发了芽。

夜深了，展厅里只剩下安全灯的微光。我躺在展柜里，听着馆外嘉陵江的涛声。恍惚间，仿佛又回到1938年的固原，龙光贞站在土坡上，望着西南方向。风里传来他低声的念叨：“等打跑了鬼子，就回家。”

这一次，我想告诉他：你的信到家了。你的牵挂，我们都收到了。

■记者手记

展柜里的粗麻纸泛着旧时光的黄，那些被风沙磨淡的字迹，像极了龙光贞凝视故乡的眼神。采访时，重庆建川博物馆的讲解员告诉我，为了辨认“龙某”是不是龙光贞，他们也查找翻阅很多历史资料。那些歪扭的同音字——“楚”代“处”，“忠”代“侍”，反倒成了最珍贵的密码。就像1938年那个秋夜，他舔着笔尖反复涂改时，哪会想到这些笨拙的笔画，会成为穿越时空的身份证明？

离开展厅时，夕阳正透过玻璃照在信纸上。忽然读懂，这封信从未真正抵达，却早已抵达——它落在千万双注视的眼眸里，落在后人续写的故事里，落在一个民族对忠魂最深沉的惦念里。那些写错的字，早已长成历史最清晰的注脚。

记者 范坤民/文 曹鸣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