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再访 九龙坡抗战记忆 | 报务员万众一： 电波里藏着永不消逝的初心

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的一间民居里，95岁的万众一身着熨帖的浅色衬衫，胸前的奖章在阳光下闪着微光。他端坐在沙发上，手指无意识地轻叩膝盖，忽然哼起一段旋律：“冲冲冲，大家来向前冲，怕什么，飞机炸、大炮轰……”

这是86年前抗日儿童团的歌谣。歌声起时，老人微驼的脊背悄然挺直，浑浊的眼睛里骤然泛起光亮，仿佛穿越硝烟，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少年时代。

牛被抢走的那天：

他成了“抗日小哨兵”

1930年，万众一出生在湖北应城一个贫苦农家，乡邻都叫他“小毛”。父亲早逝，母亲和大哥靠耕种几亩薄田，他帮人放牛维持生计。“8岁那年，鬼子来‘扫荡’，把我家的牛抢走了。”老人的声音突然低哑，指节因用力而发白，“那是全家的命根子啊，母亲抱着我大哥哭，我站在旁边，拳头攥得生疼。”

1938年，武汉沦陷，日军的铁蹄踏遍鄂中平原。万众一亲眼看见日军抢走村民的粮食、掳掠妇女，村庄在炮火中变成焦土。“他们喊着‘三光’，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国仇家恨像种子，在少年心里扎了根。

1939年，万众一遇到了一支穿灰布军装的队伍——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他们住老乡家，临走时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还帮着挑水。”母亲拉着他的手说：“这是为穷人打仗的队伍。”

这一年，万众一加入了抗日儿童团。“我个头才一米二，站在村口老槐树下站岗，腰里别着根红缨枪——其实就是根木棍。”他笑着比划，眼里却泛起郑重，“我们的任务是放哨、送信，发现鬼子就摇铃铛，看见可疑的人就问‘暗号’。”

儿童团有铁打的“五不”规约：不上日军当、不念日军书、不告诉日军一句实话、不替日军干事、不当亡国奴。有一次，日军进村逼问“八路军在哪里”，万众一和伙伴们故意指着反方向喊：“跑远啦！”等日军追过去，他们立刻飞奔到游击队驻地报信。“那时候不怕吗？怕。但想到鬼子抢牛的样子，就什么都不怕了。”

烽火里的歌谣是少年们的精神火把。老人忽然清唱起来，声音虽苍老却有力：“东洋鬼子的大炮，打进了我们的家。打死了爸爸，又枪杀了我亲爱的妈妈。哭啼有什么用处，参加抗日军，打走了鬼子才是我们儿童的光荣。”唱到末尾，他的声音带着哽咽，手背上青筋微微跳动。

李先念为他改名：

“万众一，要万众一心干革命”

客厅正中央，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被精心装裱。照片里，15岁的万众一身着宽大棉军装，脚踝绑着整齐的绑腿，站在李先念身旁。“这是1945年在宣化店拍的。”老人用布满皱纹的手轻抚相框，“我的名字，是李先念首长给改的。”

1945年，李先念与万众一在宣化店。（资料图）

1939年，李先念率部在湖北开展游击战，借住在万众一家。“他睡在我家柴房，晚上就着油灯看地图，天亮就帮母亲挑水。”有一天，李先念摸着他的头问：“你叫小毛？这是小名，我给你取个大名吧。”

提笔蘸墨时，李先念说：“我们打仗，靠的是万众一心。你就叫‘万众一’，记住，要跟大家伙儿一条心干革命。”母亲在一旁抹着泪求：“首长，带这娃走吧，让他跟着你们学本事，不做亡国奴。”李先念点头：“好，让他跟我们读书、做事。”

从此，万众一跟着部队走南闯北。1942年，他进入洪山公学学习，这所“游击学校”没有固定校舍，师生们白天行军，晚上在破庙里上课。“指导员吴越送我一套学习用具：一支自来水笔、一瓶蓝墨水、一个小本子。”他至今记得，那支笔是铁皮做的，墨水要用清水稀释了才能写。

学校常年在转移，半年内辗转黄冈、黄安、麻城等七八个地方。“走夜路，鞋磨破了就光脚走，脚底板全是血泡。”到了宿营地，大家轮流放哨，其他人就着月光在膝盖上写字。

1944年8月，14岁的万众一被选调到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学发电报。“报务员是‘千里眼、顺风耳’，战场上的情报全靠我们传。”训练时，他揣着毛边纸、小铅笔和一块木板，只要教员吹口哨，就立刻坐下练习抄报。“嘀嗒、嘀嗒”的电波声成了他的催眠曲，梦里都在默写密码。

“手指磨出茧子，茧子又磨破，流血了就用布条裹着继续练。”老人伸出双手，掌心和指腹上的老茧依然清晰，“那时候想，多练快一秒，战友就少一分危险。”

那封电报让司令部沸腾：

“日军投降了！”

1945年的一天，15岁的万众一正戴着耳机监听电波。突然，一串急促的信号传来，他猛地坐直身体，手指在电键上飞快跳动。抄完最后一个字，他几乎是跳起来冲出机房，手里的电报纸哗哗作响：“日军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整个司令部瞬间炸开了锅。战士们互相拥抱、流泪，有人把帽子抛向空中，有人拿出珍藏的半块干粮分给大家。“我抱着电报科的战友哭，眼泪把电报纸都打湿了。”万众一记得，当时他和同事们用最快速度翻译完电报，立刻往李先念的驻地跑。

“首长，胜利了！”他把电报递过去时，手还在抖。李先念接过电报，一字一句地读，反复读了三遍，平日里严肃的脸上慢慢绽开笑容，眼角却滑下泪来。“立刻开会！”李先念站起身，声音因激动而沙哑。

在部队时的老照片。（资料图）

抗战胜利后，万众一跟着部队参加了中原突围、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淮海战役中，他三天三夜没合眼，连续收发70多份电报，荣立三等功。“电报里有兵力部署，有求救信号，一秒都不能耽误。”有一次，电台被炮弹炸坏，他趴在泥地里修了4个小时，手指被冻得失去知觉，硬是把情报传了出去。

从雪域高原到山城街巷：

电波里的初心不变

1951年，21岁的万众一看到部队“进军西藏”的号召，立刻写下请战书：“我是报务员，我去！”

在西藏的5年，他担任十八军通讯主任，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架设电台。“零下30℃，墨水会结冰，就把电台抱在怀里焐着。”氧气稀薄，发报时常常喘不上气，他就边吸氧边工作。“红色电波不能断，这是命令，也是信念。”

转业到重庆后，万众一先后在市广电局、市针织公司工作。“不管干什么，都要像螺丝钉，拧在哪里都要顶用。”他在电信局时，带领团队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在针织公司，他跑遍全国调研，推动产品创新，还创办了全国针织行业协会专刊。

离休后，80岁的他仍闲不住，牵头成立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帮中小企业牵线搭桥。“我这身体，干不了重活，但还能做点‘传帮带’的事。”有年轻人问他累不累，他总说：“比起牺牲的战友，我能活到现在，多干点是福气。”

2021年深秋，91岁的万众一专程回到湖北红安，在李先念故居前深深鞠躬。看着李先念当年用过的木桌、亲手做的梯子，老人失声痛哭：“老首长，您看，咱们的国家强了，人民富了……”

如今的万众一

采访那天，阳光透过窗棂落在窗台上的盆栽上，新抽的嫩芽绿油油的。万众一说：“我这颗星不算亮，但千千万万颗星凑在一起，就能照亮路。年轻人啊，别嫌日子难，想想我们当年啃树皮都能往前冲，现在这点坎儿算什么？国家强了，你们腰杆才能硬。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祖国更加强盛，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临别时，老人又哼起了儿童团的歌谣，歌声里，仿佛有无数少年正举着红缨枪，向着光亮处奔跑。

记者 范坤民 文/图